地形因素与地质灾害分布相关性分析

基于河北省1∶5万地质灾害调查成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3570处,采用图表统计分析法,对分布高程、坡度、汇水面积等地形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地形地势因素对河北省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从而为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地质灾害的规划、预防提供参考。受制于人类居住环境等因素,河北省地质灾害在海拔高程、坡度、沟床比降等方面并非理论上的正相关性,而是呈抛物线型分布,其主要分布于海拔200~700 m的中低山区,崩塌发育坡度多大于60°,滑坡发育坡度多在20°~50°,泥石流汇水面积大多小于5 km 2,沟谷形态以V型谷为主,在山坡坡度大于25°,高差100~500 m,沟床比降213~105‰的区域集中分布。     

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湖北样本”和“江苏样本”

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在全国化工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中，湖北省、江苏省化工产业规模位居前列，在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化工围江”难题日益凸显。湖北省、江苏省先后颁布实施一系列规划与政策，引导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为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典型样本。通过对比分析“湖北样本”和“江苏样本”，得到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启示：科学理念引导化工产业绿色发展；规划先行推动化工产业创新发展；政策支持保障化工产业健康发展。     

基于点轴理论的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空间结构分析

科学合理地规划区域旅游的空间结构,可以极大地促进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本文以点轴理论为依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定量论证,发现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空间结构分布着甘肃省数量众多的优质旅游资源、90%的优秀旅游城市和星级饭店、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较高的旅游总收入及旅游人气,这些都为区域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保障。丝绸之路甘肃段旅游空间结构的提出对提升甘肃旅游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有助于甘肃省向旅游强省迈进一步。     

云南省团队游空间结构及其聚散效应研究

在旅游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面厘清与掌握省域尺度范围各旅游节点在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并解析其网络结构效应具有重大意义。针对现有研究因旅游流数据采集限制而较少对团队游空间结构研究的不足,基于云南省旅游包车客运信息,运用社会网络结合空间分析的方法,提取了云南省团队游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并对其聚散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团队游整体网络密度较小且淡旺季表现出相似特征,网络对各节点的旅游联系与合作影响尚未显现,暴露出云南省团队游旅游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团队游网络外向中心势显著高于内向中心势,网络空间集聚趋势明显;通常具有较强外向中心性的旅游节点同时也具有较强内向中心性,表现出“集中—发散”的聚散规律;旅游节点的聚散效应表现为单个节点以圈层状向外递减形式发生,其扩散路径主要集中于文山—蒙自、景洪—思茅方向。整体上,云南省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明显,应重点加强滇西南与滇西旅游区、滇中与滇东北旅游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与合作。     

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林权流转价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林农拥有的活立木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17年浙江省1546宗活立木流转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了是否在林权交易中心交易对活立木流转价格存在影响。结果表明:关键解释变量是否在林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对活立木流转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面积、单位面积蓄积、区域虚拟变量、坡度等对流转价格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流转期限对流转价格的影响不大。因此,需要加强对林权交易中心的宣传,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小规模林农参与交易。     

基于DEA的传统农耕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测度*——以皖北为例

［目的］农业生产效率是衡量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准，其生产效率测度结果对研究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皖北农耕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2017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构建农业生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虚拟决策单元，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从自评和他评的角度对2017年皖北各县级单元的农业经济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并基于结果的迥异进行效率、冗余及空间分异的分析。［结果］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整体效率较低，呈现出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 各种投入要素配置不尽合理，皆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冗余，整体上看塑料薄膜冗余最高、化肥施用的冗余最低； 空间分异显著，南北表现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S”型趋势、东西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扁平状“v”型空间分异特征。［结论］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导致了皖北农业生产效率整体较低，应完善生产要素配置，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皖北地区农业整体性协调发展，提升地区农业生产效率。     

甘肃省杂粮种业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策略探讨

[目的]甘肃省农业气候资源丰富,适宜种植的杂粮作物品种较多,但其杂粮种业发展存在诸多与现代农业不相适应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杂粮产业的发展,因此急需提出针对甘肃省特色杂粮种业发展的策略。[方法]文章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杂粮种业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甘肃省特色杂粮种业的发展策略。[结果]调研发现,甘肃省杂粮种子产值高达2亿元以上,其种子研发体系正在完善,商业化速度逐步加快,市场前景广阔。但仍存在杂粮种业缺乏长远规划,杂粮作物种子市场尚不健全,缺乏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种子信息网络及监管机制不健全;育种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品种布局不尽合理;杂粮作物品种保护意识不强,对知识产权重视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充分发挥甘肃省自然气候生态特点,挖掘优势特色杂粮作物,整合资源,构建杂粮作物育种创新技术体系;建立健全杂粮种子质量监控体制机制;培育现代杂粮种业龙头企业和现代化销售网络等发展策略。[结论]甘肃杂粮作物种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及时了解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的最新动态,充分合理地开发云南省农业科技资源,文章对2002—2016年云南省的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进行研究。[方法]首先分析各个单项指标15年内的变化趋势,分析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和作用。再运用DEA模型分析法,将2002—2016年的每个年份作为一个决策单元进行处理,对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分析。[结果] 2002—2016年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为0. 984,并且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在2004和2009—2012年出现了配置效率降低的情况。总体来看,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大体上是接近于1的水平。处于DEA有效的年份为2002—2003年,2005—2008及2013—2016,属于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 2004年属于弱DEA有效阶段,规模报酬则处于上升阶段;处于非DEA有效的有2004年、2009—2012年。[结论]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体水平处于较高的状态,综合效率值总体上接近于1。有个别年份出现了较小范围的波动,可能与总播种面积的变化有关。综合来看,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在技术投入、人力资源和农业资金投入逐年的增加,使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在出现下降后迅速恢复。     

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